何東洪教授日前受邀到台灣師範大學「展演行銷實務」課程中分享這幾年的經驗。何教授是地下社會的發起人之一，於 2013 年再次休業後，這個「獨立音樂」指標性展演空間也成為了獨立樂團的社群與當地社區相處的歷史教材。 2000 年以後隨著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發展，獨立樂團以及各種展演空間確實有收到政府的補助，但是整體生態卻在改變。何教授說他是在跟文化部抗議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地下社會客戶實際上才五百人左右，而他就是靠著這五百人經營了 14 年。雖然整個音樂產業是靠著主流支撐，提供一個可以自由交流的社群卻是文化發展的必要性。
現在不論是流行唱片廠牌以及政府，都集中資源在大型活動，但是何教授認為文化不能用所謂的效率來評估其發展。獨立音樂的發展應該是在主流音樂之外自由發展，而每個展演空間能夠提供舞台讓各種獨立的個體產生追隨者進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地下社會就是一個使樂團可以讓他的美學和哲學能夠跟 20 個人溝通的場地，因此充滿了實驗性和生命力，也因此孕育出許多特別的樂團。
但是近年來文化創意政策的補助雖然提供了資金給獨立樂團，但是企劃撰寫成為樂團經營的重心之一。「在組團前先寫企劃書」成為了一種樂團經營的異相。何教授以日本為例，日本東京有 447 個 Live House 而台北只有 17 個表演場地，雖然日本是各種規模的展演空間都可以稱為 Live House ，但是也是在這種環境之下讓日本獨立音樂能夠發展成為主流文化。獨立音樂應該是種音樂創作的民主化，以自我的發聲再進一步影響到他人，隨後創作的理念和美學能夠成為另一種新的文化。
但是現在除了主流唱片廠牌的篩選之外，文化創業政策無形之中也在篩選樂團，而小型展演空間(20 – 30 人)的不足也讓創作者找不到舞台發揮和經營，而網路大量的資訊讓創作者常被淹沒在其中。何教授認為現代對於獨立樂團來講是最差的時代。「但是最差的時代就是最好的時機。」在 2015 年或許是個讓大家打掉重練的好時機，對於樂團和展演空間來講，或許這幾年是建立新一代文化空間的時候了。
文/ Hammer
特別感謝: 白紀齡 教授
